第一章 背景

 

克伦斯基

1917年,时近九月末,一位社会学外籍教授在俄罗斯访问,于是来彼得格勒看我。他从商人和知识分子那里听说,革命正在平息。教授为此写了一篇文章,然后在这个国家四处周游。他参观工业市镇和农民社区。令他惊讶的是,革命似乎正如火如荼。在劳工和农民阶层当中,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言谈,“所有土地归农民,所有工厂归工人。”如果教授还到过前线,他会听到整个军队正在谈论“和平”。

教授感到迷惑,不过他实在是不必如此。两种观察都是正确的。有产阶级变得越来越保守,人民大众却更加激进。

商人和知识阶层存在一种普遍感觉。革命已经走得够远了;再也不能就这样下去;该是安定的时候了。占主流的“温和派”社会主义党团同样有这种情绪。“护国派”[1]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,也是如此。他们支持克伦斯基[2]的临时政府[3]。

10月14日,“温和派”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称:

革命的戏剧共有两幕:推翻旧政权,然后建立新政权。第一幕已经拖得够长了。现在到了上演第二幕的时刻。这一幕是来得越快越好。正如一位伟大革命家所说,“抓紧吧,朋友,让我们结束这场革命。时间拖得太久,革命的果实也不会到手。

然而,在工人、士兵和农民中间,“第一出戏”还没有谢幕的感受挥之不去。在前线,军官习惯于不把部下当人看。陆军委员会一直与他们冲突不断。在后方,农民选出了土地委员会。但是他们被扔进了监狱,因为他们试图执行政府的土地规定。工厂里的工人,则正在与黑名单和闭厂停工作斗争[4]。更有甚者,政治流亡者想要回到祖国,却被当作不良公民关在国门之外。某些人从国外回到了家乡,但又面临着告发。接着,他们因为1905年的革命行为遭到监禁。

1917年,战神广场安葬二月革命牺牲者

面对人们的各种不满,“温和派”社会主义者只有一个答复:等到十二月份召开立宪会议[5]再说。人民群众对此自然还是不满意。立宪会议好的确是好,但无论有没有立宪会议,某些事都必须确切落实下来。为了这些事,俄国革命爆发。为了这些事,革命烈士埋骨于战神广场荒凉的同志墓。这些事就是:和平、土地和工人的产业支配权。立宪会议已经延期又延期,还可能再次延期。他们要挨到人民大众充分平静,也许连要求都改变了!不管怎么说,那场革命已经过去8个月,但还是看不到多大结果。

与此同时,士兵开始开小差。这就是他们解决和平问题的唯一方式。农民烧毁庄园的房舍,接管大地产。工人则是破坏生产和举行罢工。当然出于他们的本性,厂商、地主和军官动用一切资源抵制民主,而且绝不让步。

一方面改革就是做个样子,一方面镇压手段极尽严酷。临时政府的政策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。社会党人的劳工部长发出一项法令,要求所有的工人委员会从此以后只能在工作时间之外开会。在前线部队当中,反对派政党的“鼓吹者”遭到逮捕。激进报纸被关停,极刑用来对付革命的吹鼓手。解除赤卫队武装的企图从未打消。哥萨克人[6]被派往各省维持秩序。

第二次联合政府内阁成员

前排就坐者:左三农业部长切尔诺夫(1873-1952),左五总理及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(1881-1970),左六内务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(1878-1943),左七邮电部长尼基京(1876-1939)后排站立者:左一司法部长扎鲁德内(1863-1934),左二劳动部长斯科别列夫(1885-1938)。策列铁里(1881-1959)为第一次联合政府邮电部长。萨文科夫(1879-1925)为第二次联合政府副陆军部长

“温和派”社会主义者及其身居内阁的领导人,都拥护这些措施。他们认为,同有产阶级进行合作是有必要的。人民很快就抛弃了他们,而倒向布尔什维克。布尔什维克主张和平,支持农民对土地、工人对产业的支配。他们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。1917年9月,事态已经到了危急时刻。克伦斯基逆全国的强烈情绪而行,携手温和派社会主义者,同有产阶级建立了一个联合政府。结果,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永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。

大约在十月中旬,《工人之路报》[7]发表了题为〈社会党人的内阁〉的文章,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反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情感:

他们做过的事都列在这里[8]。

策列铁里:借波洛夫采夫将军[9]之力解除工人武装,挫败士兵的革命行动,批准军中的死刑。

斯科别列夫:开始时,想对资本家的利润课税100%,结果呢,结果企图解散工厂、场坊里的工人委员会。

阿夫克森齐耶夫:将几百位农民关进监狱——他们是土地委员会的成员,取缔工人和士兵的数十家报刊。 

切尔诺夫:签署宗主国告谕,颁令解散芬兰议会[10]。 

萨文科夫:与科尔尼洛夫将军[11]公然结盟。如果说这位国家的救星没有能够出卖彼得格勒,那不过是因为某些东西并不受他的控制。 

扎鲁德内:在阿列克辛斯基[12]和克伦斯基的许可下,将革命中最优秀的一些工人和陆海军战士关进了监狱。 

尼基京:他的所作所为,就是一个对付铁路工人的卑劣警察。 

克伦斯基:他的事,我们还是不说为妙。有句俗话不是说“罄竹难书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
赫尔辛基[13],波罗的海舰队[14]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。它开篇就这样说: 

我们要求,立即从临时政府的行列中清出那个社会党人、政治投机分子——克伦斯基。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,通过无耻的政治讹诈,破坏这场伟大的革命,诋毁它的革命群众。

这一切的直接结果就是布尔什维克成长起来了。

1917年3月,工人和士兵像咆哮的洪流扑向陶立克宫[15],迫使畏足不前的帝国杜马[16]接掌了俄罗斯的最高权力。从那以后,革命进程中的每一次转变都由人民大众促成。他们就是工人、士兵和农民。他们把米留可夫部长掀下了台[17]。向全世界宣告俄罗斯和平条件的,也正是他们的苏维埃——“不割地,不赔款,民族拥有自决权。7月的时候,又是这些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自发起义。他们再一次冲进陶立克宫,要求苏维埃执掌俄罗斯政权。

那时,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派别,但是他们站到了运动的最前列。结果起义惨痛失败,民意转而反对他们。他们四散溜回了维堡区,那里是彼得格勒的圣安东尼区[18]。紧接着,布尔什维克遭到了残暴搜捕。成百上千的人被投进监狱。他们当中有托洛茨基[19]、科伦泰夫人[20]和加米涅夫[21]。列宁和季诺维也夫[22]则藏了起来,为躲避审判而逃亡。尔什维克的报纸自然遭到查禁。煽动分子与反对派提高嗓门大声嚷嚷,说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代理人。在全世界人民相信之前,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
不过临时政府发觉,它无法证实他们的指控。那些亲德阴谋的证明材料被发现是伪造的[23]。还没有审判,布尔什维克就接连获释出狱。要么罪名不成立,要么连保释都是多余。最后,只有六人仍被收押。临时政府反复无常,无能而又寡断。这一点无人能够辩驳。布尔什维克再一次喊出口号,“一切权力交归苏维埃!”这对民众是那么亲切。他们不只是追求党派的自身利益,因为在那时,大多数苏维埃还是“温和派”社会主义者。那是他们的死敌。

1917年3月4日,陶立克宫前的民众

不过更为有力的是,他们接受工人、士兵和农民的最基本要求和最单纯愿望,并根据它们制定当前的纲领。就这样,在“护国派孟什维克、社会革命党人与资产阶级相妥协的同时,布尔什维克迅速地赢得了俄国民众的支持。七月份的时候,他们还是搜捕与蔑视的对象。到了九月份,大城市的工人、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和陆军士兵,几乎完全为他们的奋斗目标所争取。九月份的大城市市政选举意义重大。[24]投票结果显示,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仅占到18%。然而六月份时,他们反超至70%。 

这里有一个现象令外国观察家困惑不解:那就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、中央陆军与舰队委员会[25],以及某些工会的中央委员会——尤其是邮电工人和铁路工人联合会,都曾经极力反对布尔什维克。原来,这些中央委员会都在仲夏时候选举产生,甚至是那之前。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拥有数量庞大的拥护者。而且,他们还拖延、阻止了一切新的选举。 

因此,根据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章程,全俄代表大会在九月份就本应该召开。但是,它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却不愿召开大会[26],理由是仅仅两个月后立宪会议就要开幕。他们暗示,到那时苏维埃便会交出手中的权力。与此同时,布尔什维克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民众的支持。接连地,各地苏维埃支持它,各个工会分会支持它,水陆战士们也支持它。

不过,农民苏维埃依旧保守。在落后的农村地区,政治意识前进缓慢。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宣扬、鼓动,影响了整整一代人。还好,即使如此,农民中的革命派也正在形成。十月份的时候,这股形式清晰地表现了出来。社会革命党的左翼发生分裂,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——左派社会革命党。 

就在同时,到处的迹象表明,反动势力也信心满满。[27]比如这个例子,彼得格勒的三一闹剧院,上演了一场叫做《沙皇的罪恶》的滑稽戏。它因一帮保皇党人而停演。他们威胁,要以“辱上”之罪对演员处以私刑。某些报纸开始为“俄罗斯的拿破仑”而慨叹。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中,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称作“狗代表苏维埃”也是常有的事。[28]

10月15日,我同一个俄国大资本家有过一次交谈。他就是司泰潘·乔治维奇·利亚诺佐夫[29],被称为俄罗斯的洛克菲勒。政治信仰上他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。 

年轻时的科伦泰夫人

“革命,他说,“是一种病。国外势力迟早都会插手进来。这就好比一个病孩子的介入治疗,或者说教他怎么走路。当然了,这么说多少有些不合适。但是,各国都必须认识到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性。在各自的国家中,‘无产阶级专政’和‘世界社会革命’这样的思想还具有一种传染性。不过,无需国外插手的可能也存在。那就是,交通一片混乱、工厂到处关闭、德国人正在挺进。饥饿和失败可能让俄国人民醒悟过来。

利亚诺佐夫先生强调他的一个观点。那就是,无论发生什么,商人和制造业者都不可能容许工人的工企委员会存在,也不可能允许工人分担产业经营中的任何工作。

“至于布尔什维克,他们的清除有两种方法可选。政府可以撤出彼得格勒,然后宣布戒严。军区指挥官便能够处理这些家伙,而无需法律上的程序。也可以像这样,如果立宪会议表露出什么乌托邦倾向,就武力解散它。

冬天到了,俄罗斯那可怕的冬天。我听一些商人这样说:冬天永远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。现在或许它会让我们摆脱革命。前线上天寒地冻,军人们继续忍饥挨饿,悲惨地死去,毫无战斗的热情。铁路运输崩溃,食物供给匮乏,工厂关门倒闭。绝望的民众喊出来,资产阶级正在毁坏人民的生活,致使前线的失败。科尔尼洛夫将军也公开说,难道我们必须付出失去里加的代价,来唤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感?就在他话后,里加被放弃了。[30]

对美国人来说,阶级斗争发展到这种程度,那是不可思议的。我个人见过北方前线的一些军官。他们坦言,宁可军事惨败也不愿同士兵委员会同袍。立宪民主党的彼得格勒支部书记告诉我,国民经济生活的崩溃是“革命败坏战”的一部分。我承诺不公开他的姓名,一位协约国外交官也根据自己的消息证实了这一点。我知道,矿主们火焚水灌,把哈尔科夫[31]附近的某些煤矿给毁掉了。在莫斯科的一些纺织厂,工程师离开时捣坏了机器设备。我还知道,铁路官吏在损毁机车的当场,被工人抓了个现行。

对于德国人与革命者,大部分有产阶级是宁与外人不予家奴。甚至对临时政府来说,他们也是宁可选择德国人。并且,如果你问起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这样。我和一个俄国家庭生活在一起。就餐的时候,交谈的话题几乎总是德国人的到来,他们会带来“法律与秩序”。一天晚上,我在一位莫斯科商人家里。吃茶的时候,我们问了桌边十一个人一个问题。他们在“德皇威廉和布尔什维克”之间如何选择?结果,十人投票给了威廉。

投机分子借全面混乱之机积敛财富,然后用它们过纸醉金迷的生活,或者是贿赂腐化的政府官员。于是,粮食和燃油被囤积起来,或者往国外偷运到瑞典。这里有个例子,在革命的头四个月,彼得格勒市政大仓库的食品供应储备几乎被公开洗劫。结果,两年口粮储备的最后所剩,还不够养活这个城市一个月。临时政府最后一任物资部长[32]有一个官方报告。海参崴的咖啡批发价是一磅两卢布,但彼得格勒的消费者要花十三卢布才能买到。大城市的每间商店,囤积的食品与服装数以吨计的。但是,只有富人才买得起它们。

勒那河金矿矿工

在一个省级城市,我认识的一个商人家庭就变成了投机者。俄罗斯人称他们这种人为“墓贼”。这个家庭的三个儿子通过贿赂免去了兵役。一个儿子在倒卖食品。另一个向芬兰的不明各方非法贩卖勒那[33]矿区的黄金。第三个则拥有一家巧克力工厂的控制性股权[34]。它向当地合作社供应产品,条件是合作社提供他需要的一切。就这样,人民大众要用面包券换来四分之一磅黑面包,他却拥有大量的白面包、食糖、茶叶、糖果、蛋糕和黄油。可是,当前线的战士因为寒冷、饥饿和疲惫而不能再战,这家人叫得是多么愤慨:怕死鬼!——“作为一个俄国人”,他们是多么“可耻”!最后,当布尔什维克发现并征用商店囤积的大量物资,他们简直就是强盗

这一切,就是腐朽的俄罗斯社会。在它的表面之下,旧时代的黑暗势力涌动着。从尼古拉斯二世倒台起,这就没有改变过。它们的运转不会停止,秘密但是非常活跃。臭名昭著的安全部[35]特务仍然在活动。对沙皇和克伦斯基,无论支持还是反对,他们都是给钱就干事。暗流之中,各种地下组织,比如黑色百人团[36],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,为反动势力复辟而奔走谋划。

安全部秘密警察在搜查嫌疑者

在这腐朽的时代背景之下,在那丑陋的政治谎言中,一个清晰的声音日复一日地回响着。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低沉的合唱,“一切权力交归苏维埃!一切权力交归千千万万普通工人、士兵和农民的直接代表。要土地,要面包,结束无意义的战争,终止秘密外交、投机倒把和卖国行径。革命处于危险之中,而且它是全世界人民的事业!

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的斗争,从三月初就已经开始,马上就要达到顶点。俄罗斯从中世纪一跃进入20世纪,展现出两场殊死斗争的革命——政治的与社会的,震惊了整个世界。

经历所有那几个月的饥饿与幻灭之后,俄国革命呈现出的活力是何等蓬勃!资产阶级早就该好好去认识一下他们的俄罗斯。要不了多久,俄罗斯的这场革命“病”就会自然而愈。

 

回顾起来,十月起义之前的俄罗斯似乎是另一个时代,保守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。新生活飞速地到来,我们的适应也是如此之快。这就像俄罗斯政治的整体左转——一直到立宪民主党成为“人民公敌”而遭取缔,克伦斯基变成了“反革命,对于追随者来说,策列铁里、唐恩、李伯尔、郭茨和阿夫克森齐耶夫,这些“中间派社会主义领导人已经太反动了,而像切尔诺夫之类乃至高尔基,则被划为右派。

大约在1917年12月中旬,一群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私下拜访了英国驻俄大使乔治·布坎南爵士。他们恳求他,不要把他们到过的事说出去,因为那会“被视为是过于右倾”。

第一次临时政府文件,总理与外长签字

“想起来,乔治爵士说,就在一年之前,我的政府还指示我不要接见米留可夫,因为他是那么危险的左派!

 

九月和十月是俄罗斯每年最糟糕的月份,尤其是彼得格勒。灰暗的天空下,越来越短的日子里,雨水淋漓下个不停。脚下的泥泞又深又滑,笨重的靴子一步一个粘滞的迹印。因为市政管理已经彻底解体,这些情况比平常还要坏。风从芬兰湾刮过来,刺骨而又潮湿。冷飕飕的雾气滚过每一条街。夜里,街灯亮得少而且间隔很远。这是出于经济考虑的缘故,也因为害怕齐柏林飞艇[37]。

私人住宅和公寓里,电力从六点供应到午夜。一支蜡烛四十美分,煤油几乎无从搞到。黑夜的时间已经长至,从下午三点一直到早晨十点。抢劫越来越多,甚至破门而入。公寓里,男人们通宵轮班值守。他们还武装了实弹上膛的来复枪。这就是临时政府之下的情形。

日子一周周过去,食品愈发紧缺。每天的面包配给从一磅半降到一磅,而后又是四分之三磅、半磅和四分之一磅。到最后,有一周一片面包屑都没有。如果竟然有卖的话,每人每月限购食糖两磅,但这种情况很是难得。不管哪里,一块巧克力或者一磅没有甜味的糖果,都卖到七至十卢布——至少一美元。牛奶只够城里大约一半的婴儿喝。大多数宾馆和私房几个月都没有闻到奶味了。水果成熟的季节,街头的苹果和梨子一个都将近要一卢布。

为了牛奶和面包和食糖和烟草,人们不得不在寒冷的雨天中,排成长队站上几个小时。一次通宵会议后,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看到队列已开始形成。那是黎明之前,大多数是女性,有些怀里还抱着婴儿。

1917年3月,帝国警察为排队购买面包的人维持秩序

1912年时的卡萨维娜

卡莱尔[38]在《法国革命》中形容法国人,他们站队的能力在全世界出类拔萃。其实,俄罗斯人已经习惯了这个事。早在1915年,还在已升天堂的尼古拉斯[39]统治下,它就开始了。从那以后,这种情况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917年夏天。当时,它都固化为一种生活常态。

想想那俄罗斯彼得格勒的冬天,衣衫破蔽的人们整日站在铁白色的街道上!我听到过,在面包队列里,酸辛的不满声时不时透过人群爆发出来——那是一群天性好到不可思议的俄罗斯人。

当然了,所有的剧院每晚都有演出,星期天也有。卡萨维娜[40]在玛丽亚剧院[41]的一场新芭蕾舞剧露面。所有热爱舞蹈的俄罗斯人都要去看她。夏里亚宾[42]正在低声吟唱。在亚历山德娜剧院[43],梅耶荷德[44]正在把阿·托尔斯泰[45]的《伊凡雷帝之死》重新搬上舞台。还记得那次演出,我注意到一个帝国侍从学校学生。他身着制服,换幕时符合礼仪地站立,面向那空空如也的皇室包厢。它的双头鹰徽记已经完全清除了。哈哈镜剧院[46]则上演了一场豪华版的施尼茨勒名剧《轮舞》[47]。

1917年稍前,一位女子在玛丽亚剧院

年轻时的夏里亚宾

1917年,明信片上的亚历山德娜剧院及凯瑟琳大帝塑像

梅耶荷德

1915年时的女演员

哈哈镜剧院的演职人员

哈哈镜剧院租借公主豪宅开办(尤苏波娃,1809-1893年)。它现在是著名的铸造厂大街42号尤苏波娃公主府。

哥萨克巾帽是俄军的一个特色,很大程度上具有的是佩饰作用

佩戴民间哥萨克巾帽的俄军士兵

尽管隐宫[48]以及其他美术馆院已经迁至莫斯科,但是每周还是会有画展。女性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去听艺术、文学和简明哲学讲座。特别是,这是神智学[49]人士最活跃的时期。救世军[50]也历史上第一次获准进入俄罗斯[51]。他们把布道会的启事像膏药一样到处贴在墙上。俄罗斯人看了,既觉得好玩又感到震惊。

1917年稍前的糖盒

所有这样的日子里,城市琐碎的传统生活还是一如既往。人们尽可能地不提起不搭理革命那宗事。诗人写诗,但不会写革命。现实主义画家则描绘俄罗斯中世纪的历史场景,那里除了“革命”什么都不缺。年轻的小姐从各省来到首都学习法语,培养自己的歌喉。青春俊美的男性军官则佩戴着镶金边的深红色哥萨克巾帽[52],还有他们那精心打制的高加索佩剑,在宾馆大堂里转来转去。

小官僚阶层的太太们,在午后一起聚茶,带着她那或金或银或珠的小糖盒,暖手筒里还有半条面包。她们想要的是,要么沙皇回来要么德国人进来。总而言之,她们只想着解决奴仆的问题。我有一个朋友,他女儿一天下午回到家,变得要疯掉了。原因是,电车女售票员居然叫她“同志”!

1914年左右的暖手筒时尚

就在这些人身边,伟大的俄罗斯正在阵痛,正在分娩一个新世界。从前,奴仆们受到牛马一样的对待,拿到可怜巴巴的几个子儿。现在,他们正逐渐变得独立自主而不受约束。一双鞋的价格超过一百卢布,而一个月的工资平均为三十五卢布左右。所以奴仆们拒绝去排队站列,因为他们不想磨破自己的鞋。

实际情况远远不止这些。在新的俄罗斯,每一位男性和女性都能够投票。他们有工人阶级的报纸,宣扬惊人的新东西。他们有苏维埃,还有自己的工会。跑出租的马车夫也有工会,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也有自己的代表。饭店旅馆的服务员被组织起来,向小费说不。他们在餐馆的墙上贴出标语,“此店不收小费!”或者是,“侍桌谋生不是遭受小费之辱的理由!”

1916年的明信片

在前线,士兵同军官一直斗争到底。他们通过自己的委员会学会了自治。在工厂,工企委员会[53]是俄国特有的工人组织。他们同旧秩序战斗,获得了历史的经验与力量,并且使命已经实现。全俄罗斯都在学习读书看报,并且是读政治、经济和历史,因为人民想知道

1917年前的彼得格勒街景,以及有轨电车与出租马车

1913年,斯莫尔尼学院的贵族女生在上舞会课

 

在每座城市,大多数城镇,乃至前线,每一个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报纸——有时甚至是几份。数以千计的组织散发出成千上万的小册子。它们像洪水般涌入军队、村庄、工厂和街道。压制是如此之久,教育的渴望随着这场革命而爆发,进入一种狂热的状态。头六个月里,单单从